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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著名的天涯海角游览区，之所以成为海南旅游标志性景区，追根溯源，要数现今存在景区的、见证了天涯海角景区历史变迁的摩崖石刻群。目前，普遍以为最为知名的是“天涯”和“南天一柱”石刻。其实不然，石刻年代最为久远、且最为特别的，当属“海判南天”摩崖石刻群。“海判南天”摩崖石刻系“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题刻，之所以特别的原因是，这一题刻是康熙皇帝遣派的钦差所为，其并不是在天然巨石上题刻，而是题刻在经过剖开加工的巨石面上！显然，这一石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秘密，很可能与天涯海角的来历息息相关。然而，由于历史记载匮乏，资料散失及线索渺茫，人们已经很难去弄清、了解其真实背景，更谈不上解密了。 注:标题中的“中国版图”是指包括我国两大陆地岛(台湾岛、海南岛)，还包括当时《皇舆全览图》因战事而耽搁测绘的新疆地区的部份领土的大陆地版图。康熙年代的中国领土与领海是分别测绘制作的，其中大陆地领土绘制成《皇舆全览图》(不包括当时因战事而耽搁测绘的新疆地区的部份领土)于1719年颁布，而领海部分则绘制成《东洋南洋海道图》于1721年颁布。这里表述的康熙年代中国版图的南极标志，不涉及我国的领土与领海主权问题。特此说明。为了弄清楚其来历，解开这一“天涯猜想”之谜，结合已发现的重要历史线索，我们先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地，收集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仔细审读了康熙时期的有关历史。尽管史料浩繁且头绪错杂，由于我们采取了地毯式收索和重点排查的方法，使历史线索逐渐清晰。最终，我们幸运地从这些古旧的历史文献中淘到了金子，叩开了这扇紧闭了近三百年之久的历史之门。
1、郭沫若点校的清光绪版《崖州志》中的记载
郭沫若先生点校的、清光绪二十六年州牧钟元棣开局纂修《崖州志》的卷二十二、杂志类金石目中记载：“‘海判南天’石刻：在下马岭海滨巨石上，字大三尺许。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见宋《志》”。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苗曹汤是一位钦差的名字。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普查人员依照郭沫若点校的光绪年纂修之《崖州志》的记载，在原“海判南天”题刻的两侧加刻上“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和“钦差苗曹汤”。从未有人发现过光绪版《崖州志》存在的遗漏，更没想到还会存在误导后人的问题。
然而，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何书？深究方知，是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之简称。
2、乾隆年间纂修的《崖州志》解开钦差苗曹汤之谜团钦差苗曹汤是什么人？没有人提出疑问，也缺乏关注,更无人查考这个疑问。或许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一个提示？
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决定寻找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到已经列为善本和孤本的乾隆二十年刻本宋锦《崖州志》，国家图书馆已将宋锦《崖州志》制作成微缩胶片以备份。发现了其中有关于钦差苗曹汤的记载，而该记载不仅印证了曾经有过的猜想，更解开了这个隐藏了近三百年的历史谜团。
我们赶紧将其中重要的部份复制回来，宋《志》中在“海黎志黎情目”篇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附注“大人至（崖）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从宋锦《崖州志》得知，原来“苗曹汤”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指三个人，是三位钦差的姓！记载中提到的吴十则是黎族土著部落的一个首领。
郭沫若先生为什么没校正这段志史呢？依据郭沫若先生在为其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重印本所撰写的“序重印《崖州志》”一文中，郭沫若先生写道“……原书校刊时，从事者似不甚谨严，错落处不少。”“工作仅费十日，粗疏之处，在所难免。不敢曲求鉴谅，但请读者自行核定，以免以讹传讹，不胜企祷”。我们认为，由于民国三年排印的光绪版《崖州志》没有标点，且未录十分重要的“三大人”三个字，加之郭沫若先生点校工作短促未来得及考查宋锦《崖州志》，因此没有校正这段志史，将这一考证、校正志史的机会留给了后人。
那么，这三位分别姓苗、曹、汤的钦差是谁呢？三位钦差为何要同时到儋州巡边？到崖州来干什么？为什么在下马岭海边被剖开的石面刻下“海判南天”，而不在一块完好石上题刻呢？从天涯海角景区“海判南天”石刻及附近的石群可以看出，这组石群是经过人工剖切的，且经人为放置的，并不是完好的巨石。在当时没有起重设备和剖切机械的情况下，仅靠人力把巨石剖切，又将其分开放置，是不是三位钦差雇人所为？如果是，那这些钦差为何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些事情？这一石刻与周边巨石又有什么关联或含义呢？
二、“海判南天” 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
1、闻名遐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盛况空前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听闻康熙皇帝雅好西学，遂以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名义，派遣五位精通科学的传教士前往中国。康熙同意其中三位在中国传教，另两位做他的私人教师。西学老师建议康熙进行一次全国土地测量时，康熙欣然采纳。于是，康熙命宫廷教师白晋主持这世界第一的工程。“海判南天”题刻会不会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联呢？
由于该项工程十分艰难，耗费时日相当长，为了完成这次测绘，除了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 Bouvet)以外，康熙还招募了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杜德美(Petrus Jartoux)、汤尚贤(De,Tarter)等几十位西洋传教士，培训了大量的中国测绘人员，组成数支测绘队。清康熙政府除购买西洋测绘仪器外，还自制了部分测绘仪器。
清康熙的地图测绘工作是以兵部为主，钦天监派员以及众多外国传教士共同参与完成的。测得经纬点641个，其中广东省37处，海南岛7处。
该项浩繁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完成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历经整整十年时间。康熙钦定为《皇舆全览图》，并于康熙五十八年正式颁布。
据《明清史料》中《西洋人费隐等奉旨往四川等九省区画地理图散叶》的资料记载。“一件钦奉上谕，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十一日准兵部咨车驾清吏司案呈准养心殿咨称：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监视养心殿李秉忠、武英殿布尔赛等八人，西洋人费隐、单爻占、麦大成、汤尚贤往四川等九省去，列名绿头牌启奏。……画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于初四将向导护军参领郎图、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等十三人列名绿头牌启奏。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江西、广东、广西省去的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伊等各骑马五匹，监视养心殿李秉忠骑马五匹。驮仪器马一匹。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各骑马四匹。”“一起画江西起至广东、广西等处偏处绳量、画图，需用程途志书、绳锣、画匠、夫役等项，照我们所行之文，立刻转行该督抚即速预备。等因前来相应移咨该都钦遵奉旨事理转饬所属地方速行预备可也，合咨前去查照施行。……”
《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康熙言：“从前差李秉忠等往往画地图，俱给有印记，总督、巡抚处亦行文知会。”显然，此次测绘任务要求各省都府给予相关配合。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江西巡抚佟国?报康熙奏折：“奉为钦奉上谕事窃照江省绘图、舆图一案，奴才于康熙伍拾贰年伍月贰拾伍日接准兵部咨开，奉旨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又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再下旨与画图去的人等，如画完一省就交该抚派的当家人好生送来。并准工部咨同前由各等因移咨钦此。今于拾贰月贰拾伍日准钦差移开江西统省舆图现今告成。等因并赍送舆图前来。”
从佟国?的这份奏折可以知道绘图人员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苗受、绰尔代等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结束江西测绘进入广东省。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有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广东巡抚满丕奏进广东省全图折：“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准兵部咨称，奏上谕派郎中绰尔代、武官郑妙手（原文翻译有误，应为五官正苗受），前往江西、广东、广西可也。倘一省之图画完，立即交付该巡抚，派家人送来可也。钦此。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理藩院郎中绰尔代等已将广东省全图绘完，交与奴才。本日，立即遣奴才之家人南景赍捧，谨奏。为此具折谨奏。”
由此知广东地图已于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绘制完成。而地图绘制完成后，还要进行经纬度测定。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此次测绘广东省时，在海南有7处测量了经纬度，而测定经纬度均在每年的十一月。当时海南隶属广东省统辖，遣派至广东省的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等人当中，就有人来过海南。说明确有测绘钦差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巡边至崖州东下马岭，按宋《志》关于“钦差苗曹汤三大人”的记载，可以断定就是苗受、绰尔代、汤尚贤这三位测绘钦差。
那么，为何郭沫若先生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中有关“苗曹汤”的记载会出现错漏呢？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汤尚贤又是何许人呢？我们对此又作了一番研究、考证。
乾隆二十年版的宋锦《崖州志》，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结束，又经过41年的岁月后，由于曾经发生过崖州“州署倾圮”“片板只字无复存”，故根据众访采辑而得。因此宋《志》只能根据采访者的回忆，记载下“海判南天”石刻。而光绪版《崖州志》的记载中就漏掉了“三大人”三个字。
我们反复认真地对照康熙的有关奏折和相关史料，经过仔细研判 “苗、曹、汤三大人”的有关记述，认为这“三大人”应该是钦天监五官正苗受和理藩院郎中绰尔代以及法国传教士汤尚贤。郎中绰尔代是满人，而“绰”与“曹”发音相近似(在地方口音较重的海南，被采访人难免出现口音误差)，就想当然地将绰尔代之“绰”姓，以“曹”姓称之。可见“曹”应属是“绰”的误录。
既然发现了三位钦差是为测绘康熙《皇舆全览图》而来到崖州，那“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究竟有什么内在关系?三位钦差又为此做了什么事情呢？
2、“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首次、世界最早采用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方法的。根据雷孝思神父自述，康熙四、五十年间测绘地图，虽颇重经纬度，但因当时天文测量方法及仪器的限制，不能过于多测，且不能十分精确，尤以经度测量为不易。故只得依据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测量为基础，而多用实地丈量以补之。
据苏西孩著作所载，清初传教士用天文方法测定经纬度主要有：（1）利用太阳观察测定，（2）利用月食观测测定，（3）用木星第一卫星观察测定。利用太阳观察，即通过测量太阳午正高弧确定纬度。也通过直接测定北极附近亮星确定纬度。
康熙皇帝规定纬度以赤道为零起算，经度以通过北京钦天监观象台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以东称东偏，以西为西偏，当时也称里差。《清史稿?时宪志》记载康熙甲子元法 “日躔立法之原：
A、求南北真线以正面位，用方案极平，作圜数层，植表于圜心取日影。识表末影切圜上者，视左右两点同在一圜联为直线，即正东西；取东西线正中向圜心作垂线，即正南北。于京师以罗针较之，偏东四度余。
B、测北极高度以定天体。于冬至前后，用仪器测勾陈大星之度，酉时此星在北极之上，候其渐转而低，至不复低为止。以其最高最低之度折中取之，为北极高度。”
清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东、南、西、北四极中，南极是必需测绘的，这对全国测绘工作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对其量测要求准确。
我们发现，康熙皇帝在进行全国测绘时，首次采用三角测绘方法。而三角测量法规定：第一、第二种三角点及第一种水准点，必须“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揭开了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来剖开石头埋置石点而题刻之迷。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陆军部颁布的《奏定测绘章程》中找到了佐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兵部改为陆军部，光绪三十三年六月，陆军部设军咨处，次年军咨处下设测地司，掌管测量、绘图及测绘学堂等事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陆军部颁布的《奏定测绘章程》是中国首次制定的大地测量纲要。其中“第七条无论何种三角点，其位置统以经纬度指示。第八条 京师及各省首府，应设经纬度原点一处。其经纬度及指角应以天体测量法测定。……第十三条 所有测量上各点之真高，统由中等海平面起算。第十四条第一第二种三角点及第一种水准点，应一律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我们从“海判南天”石群的特征可以肯定，虽然这一条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其方法在康熙首次采用三角测绘方法进行全国测绘时，已经开始使用，并成为测绘钦差的行为准则。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剖开巨石进行埋置，题刻“海判南天”为标志，来永续保存的行为是三位钦差所为。
3、“海判南天”石刻与周边巨石的具体关联和含义这一石刻与这些巨石有什么具体关联和含义呢？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根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直隶崖州的经纬度，是“北极高十八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六分”。
而“海判南天”石刻所在的巨石平面向北的角度所指应为北极高度（即纬度），该平面与垂直角度刚好与《清史稿?地理志》标注的崖州北极高吻合。用指南针进行测量，就会发现平面所对方位为植表所测的正南方，与罗针校对京师偏西的角度便为经度。东侧另一剖切的巨石上平面与正午日晷度吻合，显然是日晷度。《清史稿?时宪志》载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康熙皇帝谕诚亲王允祉：“北极高度、黄赤距度最为紧要，着于澹宁居后逐日测量。”乃制象限仪，仪径五尺，范铜为之，昼测日度，夜测勾陈帝星。“海判南天”石群所处的位置恰在海平面的潮起与潮落之间，应为水准点。所以石群符合特征，属于“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的范围。
由此，证明了“海判南天”石刻群的确是康熙测绘《皇舆全览图》留下的标志性遗址。
1、寻找中国版图的南极方位
本文不涉及讨论我国的领土与领海的主权问题。文中表述的中国版图实际上是中国大陆地版图，是指除我国领海外的中国大陆地概念。具体的说，文中表述的中国版图是包括了整个陆地领土以及附近两个拥有大陆地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但不包括中国领海。其表述的南极标志自然也不包括属于中国领海之领土的南海诸岛。康熙年代的中国领土与领海是分别测绘制作的，其中大陆地领土绘制成《皇舆全览图》(不包括当时因战事而耽搁测绘的我国新疆地区的部份领土)于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颁布，而领海部分则绘制成《东洋南洋海道图》于1721年（康熙六十年）颁布。1724年（雍正二年），雍正皇帝颁布了《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将中国领土和领海版图统一绘制，南沙群岛等已列入版图之中。
那么，中国大陆地版图的南极标志是海南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我们认为中国领海之领土的南极标志，应该是南海诸岛中的曾母暗沙。是否如同既有大陆地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又同时有海上丝绸之路一样；有一个中国大陆地上的天涯海角的同时，在南海诸岛的最南端还有一个海上天涯海角呢，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
(2)从元、明朝记载看中国大陆地版图之南极的存在
《元史?地理志序》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天文志》：“四海测景之所，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珠崖，北尽铁勒”的提法。其中珠崖即指海南及其崖州。
《明史?地理志》序曰：“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其提及的琼、崖之崖即是崖州。
从元史中“南逾珠崖”的提法中可以看出，从元代中国真正形成“大一统”的时代，就已经将海南及其崖州称为中国大陆地版图的南极。那么，崖州何处是其南极点的具体位置?
(3)清康熙确定的中国大陆地版图的南极点是崖州下马岭
海南岛的四极州郡为北琼州（今琼山）东万州（今万宁）西儋耳（儋州）南崖州（今三亚）。因而《琼州府志》和《崖州志》有崖州称为极南的说法，如“粤为牛女分野，位属离、南，文明之区也。琼以奇甸居海中，汉时统称珠崖。今则郡北而崖南，相距千里。是崖尤为南极，天地菁英之所储。”
以上这些，都说明清朝政府仍然将崖州作为中国大陆地版图的南极所在，而其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从《清史稿?地理志》序中发现了对东、南、西、北四极的记载：“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
崖山又在何处呢？查阅民国三年由广州美成印书局承印光绪《崖州志》，其附图十五中标出“崖山下马岭”（郭沫若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中附图为仿制图，不是《崖州志》原图，失去了原有的史料价值）。经核实“崖山下马岭”的地理位置，原来就是“崖州下马岭”的位置。另外，从雍正四年刻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内府皇舆全图》以及以后的光绪《广东舆图》，均标注了中国大陆地版图最南端崖州下马岭的具体地理位置。
综上所述，原崖州下马岭(今三亚市天涯镇下马岭的天涯海角游览区) 是清朝时期中国大陆地版图的南极所在。
当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大陆地版图中，“锦母角”比下马岭的“天涯海角”更南端时，又出现了一个困惑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钦差要选在这下马岭海边的巨石堆，来题刻“海判南天”石刻群以记为南极标志，而不选在大陆地版图更南边的“锦母角”呢？
《海南岛志》：“属崖县（崖州在民国元年改为崖县）境者：本县山脉，远宗于大五指山。分为二支：一东趋陵水，一南趋崖境。复分为二小支，一支东南行，又分为数小脉：（1）趋回风岭绕至榆林东岸；（2）趋半岭诸山，南行至榆林三亚间之鹿回头岭；（3）南行经过岭诸山，由下马岭而至于海（4）南行经县南之南山而至于海。其他一支，向西南行，经多港报罗诸山至龙?岭，而至于海。”
乾隆《十三排图》以及以后的官方或广东分省地图中，都绘出了大五指山的趋南山脉下马岭。特别是光绪二十九年由舆地学会刊版《中外舆地全图》，清晰的用晕染法绘制出大五指山的脉络趋向，其南趋一脉的终端即为下马岭。
由此可知，下马岭为大五指山的趋南山脉，在崖州疆域内位居中区。《周易?乾卦》引孔子言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历朝历代按古代堪舆术观点认为此脉为地之龙脉之所在，其末端的南极便为崖山下马岭。而“锦母角”是大五指山山脉东行回风岭绕行后南趋的尽头，尽管其纬度更为趋南，但由于此脉不居中，没有代表性，所以不能称为极，自然不能称为南极所在。而其它临海之山就更不能作为南极标志了。
可见，位于下马岭的天涯海角游览区，作为海南旅游的标志性景区是当之无愧的。而其为龙脉之所在，更加丰富了其文化内涵，还增添了几分神秘、几分神往。
2、“海判南天”石刻群是天涯海角最有价值的石群进行全国性的测绘，第一桩事就是要搞清楚全国大陆地版图的中心点，以及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极点的位置。而古人都十分注重遵从“坐北朝南”的方位，将南极看得很重，清康熙亦是如此。
经我们研究、考证，清康熙的中国大陆地图版的南极点就是大五指山的趋南山脉，龙脉之所在的崖州下马岭，即位于今三亚市天涯镇下马岭的天涯海角游览区。那就是表明天涯海角游览区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陆地版图的最南极的标志，是不包括领海之南海诸岛在内的、我国大陆地版图最南端而又最神圣的疆土象征，维系着江山社稷，对天涯海角的由来和三亚的历史文化具有非凡意义。而且，“海判南天”石刻群是天涯海角游览区中题刻年代最早的，其又是龙脉之所指。因此，我们认为是天涯海角游览区内最有价值的石刻群。
我们的结论是：天涯海角游览区内的“海判南天”石刻群，是清康熙测《皇舆全览图》留下的中国大陆地版图(不包括领海之南海诸岛在内)最南极的地标，是中国陆地版图中真正的“天涯海角”所在。
1、《崖州志》，乾隆二十年宋锦、黄德厚修纂，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2、《崖州志》，光绪二十六年钟元棣等修纂，广州油栏长堤美成印书局，民国三年四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3、《崖州志》，光绪二十六年钟元棣等修纂，郭沫若校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4、《琼州府志》，肖应植、王时宇修纂，清乾隆三十九年，故宫博物院藏;
5、康熙《皇舆全览图》广东分省图，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6、乾隆《皇舆全图（十三排图）》广东分省图，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7、《广东历史地图精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
10、《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11、《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12、《明清史料》，商务印书馆，1936?1951年；
1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古今图书集成》，雍正五年修纂，上海古籍书店据刻本影印本；
15、屈春海：《清代钦天监暨时宪科职官年表》，《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三期；
16、《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八年，国家图书馆藏；
17、《中国古代测量学史》，冯立升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中国测绘史》，第二卷（明代至民国），测绘出版社，1995年；
19、《中国地理学史》，王庸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1998年重印；
20、《地图学原理》，马耀峰等著，科学出版社；
21、《中国历史年代简表》，1994年版，2001年第七次印刷，文物出版社；
22、《康熙如何完成当时世界最大的地质测量工程》，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新浪网转载；
23、《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0年。
1、《皇舆全览图》微缩版；
2、《乾隆十三排图》微缩版；
3、乾隆二十年《崖州志》复印件；
4、乾隆《皇舆全图（十三排图）》崖州局部图；
5、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舆地崇今列版《中外舆地全图》（琼州部分）；
6、1914年4月(中华民国三年四月)广州油栏长堤美成印书局承印光绪二十年钟元棣修纂《崖州志》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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